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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政治負情緒的演變模式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www.CRNTT.com   2021-03-10 13:56:01


  中評社╱題:台灣青年政治負情緒的演變模式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作者:王藝樺(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

  政治情緒涵蓋積極與消極兩面,消極的政治情緒會導致社會衝突的加劇,更進一步合理化情緒的“非理性”。台灣政黨數十年的政治社會化逐漸將“台灣意識”灌輸至青年群體中,誤導台青對兩岸關係的正確認知。在多次“情緒刺激-情緒感知”的惡性循環後,其政治情緒以激烈的方式宣洩而出,“太陽花”學運後台灣青年的政治參與意識明顯提升,政治負情緒突出,民粹之風蔓延。其影響力還體現在政黨競爭上,“助力”民進黨翻轉局勢,持續控權,助長“台獨”氣焰,影響兩岸融合發展。就此積極正面的引導迫在眉睫。

  一、引言

  情緒本歸屬於心理學研究的範疇,“它包括生理喚醒,認知體驗和行為表達。”①因具備“非理性”的特徵,在西方研究領域常被邊緣化。然而情緒作為人類基本的社會心理反應,會對人們的社會行為有所反映。

  以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為例,情緒或者好惡的情感可以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具備啟發性作用,幫助選民應對複雜混亂的政治投票環境。在台灣的選舉研究中,民眾對於候選人的認知、政治認同、統“獨”立場等都是影響民眾投票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台灣政治生態中政黨所體現出的極化現象愈發明顯,尤其是在地區領導人大選期間和結果出爐之初的一段時期,各黨派“不遺餘力”地拉取選民,主要的反對黨會對執政當局的各項政治行為“緊密審視”並“大力抨擊”。在政治極化的“撕拉”之下,台灣地區的青年政治情緒發展也進入一種“情緒刺激——情緒感知——情緒發洩”的運行模式之中。其中,島內藍、綠兩大陣營在統“獨”議題上的分歧最為明顯。青年一代的政治認同正在形成,本就處於易受影響的意識“薄弱”時期,加上受到綠營多年“去中國化”教育的浸染,在面臨政黨投票選擇時,民進黨越發明確的“獨”派宣傳一方面刺激到台灣青年的政治情緒,一方面迫使其形成對“台灣本土意識”的深層認知。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對香港“修例”風波的反應、2020年蔡英文競選地區領導人的民意反彈等等事件中台灣青年一代的政治情緒被黨派高度提抬,且造成了政治“情緒發洩”後的系列影響。厘清台灣青年政治情緒變化的運行機理及其政治情緒變化對兩岸關係的主要影響何在,以期對改善兩岸關係有所助益。

  二、台灣青年政治情緒負面化的演變模式

  聯合國於1985年首次將青年定為15至24歲之間的人,後修改至15-44歲。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台灣青年的政治情緒,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民眾缺乏政治參與,政治情緒的波動性不大,因此本文把研究範圍劃分至台灣“解嚴”時期(1987年)到2020年,其中尤其關注的是2000年陳水扁上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到2020年這段時期,飽受“台獨”黨綱影響的青年一代正好成長為具有投票權力的公民。對於他們的政治情緒變化觀察,可以歸結為“情緒刺激-情緒感知-情緒發洩”這一歷程。

  (一)情緒刺激:台灣青年政治意識覺醒

  “從心理學角度,情緒的產生源於外界對本體的刺激,政治情緒也不例外,政治情緒產生於個體對政治的渴求與需要。”②政治意識的覺醒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政治民主化塑造青年世代政治參與意識。1995年後政論節目開始走向人們生活,政治廣告的出現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費品,它標誌著台灣進入了一個政治消費時代。台灣民眾逐漸發現自己所擁有的選票可以成為監督和敦促政黨執行自身意願的砝碼。“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發了積極的政治參與。在此階段成長下的台灣新世代具備民主化色彩,對自身的投票權益有所認知,當成長為具備投票權的選民時,傾向於使用自己的合法權益。

  其次,網絡政治傳播提增台灣青年的政治負情緒。相比其他年齡階段的選民,青年選民更傾向使用網絡獲取政治信息。選舉得益的政治生態加劇了政黨對選票的爭奪,青年選民對於政黨政策的執行信度和效能都有提出質疑,表示時常出現“選後不管”的尷尬境況。選民認為自身利益的訴求得不到回應,政黨競爭階段的承諾衹是為了獲取選票。故而,青年選民對於政黨認同的情況一直持續低迷,表現出對黨派競爭的“厭惡感”。台灣學者林聰吉在2013年通過電話訪談的方式針對台灣年滿20歲的台灣民眾關於其政黨偏好的調查顯示“年齡輕、教育程度高、白領階級、居住城市者,會傾向具有較高的反政黨情緒”。③

  第三,“台灣主體意識”的持續強化。民進黨多年在台灣社會中深耕“去中國化”思維,培養青年“台灣主體意識”,利用新媒體,採用多手段、新方式持續刺激青年選民的政治情緒。從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的結果看,青年世代對民進黨的支持度不減,這自然與民進黨數年的“台灣主體意識”推進不無相關。政黨通過強化“台灣主體意識”,轉移青年選民對政黨執政效能的負面感應,抬高政黨的民主支持度。

  (二)情緒感知:重複刺激提抬兩岸青年認知差異

  情緒刺激後個體會對此有所感知,情緒刺激被感知的過程被視為情緒感知。在此過程中,個體的認知會因感知到情緒而不斷強化。需要說明的是情緒刺激到情緒感知不一定會直接發展到情緒發洩,有可能形成持續的雙向循環。即“情緒刺激—情緒感知—情緒刺激—情緒感知……”。

  1、樂提統“獨”:刻意培育兩岸政治認知差異思維

  納粹黨徒戈培爾總結稱“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當民眾不明真相時,通過虛假的重複性宣傳以得到民眾的認可,繼而“弄假成真”。

  多年來,奉行“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利用民眾的模糊性身份認知力圖將台灣青年群體吸引至黨派的支持群體中,達到其政治目標。通過修法,修教材,控制大眾媒介,數十年持續推送大陸“威脅”論,營造“亡國感”,哄抬仇陸氣焰。不斷扭曲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佈的三份民調調查結果顯示在兩岸關係方面“維持現狀”仍佔據主流,但是有下降趨勢,且“偏向台灣獨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該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數字。④

  2、強化感知:政黨對青年選民選票的高熱爭奪

  台灣政黨從一黨發展到兩黨對抗、小黨林立的過程中,各政黨勢力角逐,爭奪政權。無黨派的中間選民在台灣社會中占比高達40%,其中,青年選民比重逐步增大。爭取青年選民的投票逐步成為台灣政黨競爭的主要方面。民進黨相繼推出切合青年世代需求的政策來吸引其投票。用人方面任用受過高等教育的本省精英、參與學生運動有一定號召力的大學生,優化網站頁面,採用年輕化的交流方式與青年構建溝通橋樑,同時培養了大批網軍來引導輿論風向,利用“網紅”散佈假消息搶年輕人選票。青年的選票價值被政黨的高熱競爭逐步拉抬,青年世代的選票意識也在隱性提升。

  3、多方刺激:西方強國“協防”與大陸“威脅”認知的泛化

  中美貿易戰“台商回流”、美國國會出台“台北法案”、新冠疫情蔓延之際,特朗普政府無視中國的警告,接連批准對台武器軍售,指派官員訪台,軍機艦巡航,打破美台關係的民間交往性質,給台灣以被“協防”之假象,蓄意製造台海危機,坐收漁翁之利。對內方面,2020年蔡當局剛剛贏得連任,勢頭正盛,更是不加避諱地營造大陸“威脅”氛圍,阻斷兩岸民間往來。藉疫情不許陸生返台,藉勢整肅島內高校,引發島內教育界“寒蟬效應”。

  當下,島內民眾尤其是與時代接軌的青年群體既感受到作為“台灣人”的特殊性,又對自身經常性陷入困境的境遇深感無奈。民主所賦予的參政熱情在低“政府執政”效能面前被反復拷打,持續壓抑的政治負面情緒一觸即燃。

  (三)情緒發洩:“理性”與“非理性”的激烈碰撞

  “政治負情緒最初衹是一種心理狀態,逐漸發展就可能變成行為。負情緒的爆發—激烈行為的產生,遊行、示威、集會、鬧事。”⑤

  事實上,經過數十年的政治民主化,台灣並未走出想像般和西方一樣的民主道路,相反,民粹主義⑥在整個台灣社會漸漸蔓延開來。極端的政治文化會影響社會穩定,這與台灣政治體系結構性缺陷以及“民主政治”惡質化發展不無相關。台灣政黨從一黨獨大走向多黨並存,現在主要體現在藍綠兩大陣營的政治對抗。兩大勢力在對抗的過程中不遺餘力地“出謀劃策”拉攏群眾。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民眾的政治心理也在發生變化。政治文化極端分佈的社會,公民行為往往具有極端化對立傾向,這樣的社會往往是最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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